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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轻舞】旧城之伤

来源:小说网 日期:2019-11-11 分类:伦理小说
这座小城留给我最初的记忆,就是这座露天电影院。   它的名字叫“河西电影院”。浅显直白地表达出它所处的位置:河西。   一面正方形的砖墙,用石灰水刷得雪白,这就是银幕了。几百个水泥凳子编着序号,井然有序的排列着。   我在这里面看过的电影,迄今为止只记得两部。一部是《自古英雄出少年》,一部是京剧版的《三打白骨精》,里面的美猴王浓墨重彩,他的脸谱一点也不立体,非常平面。以至于许多年后,看周星弛的《功夫》,小女孩手中那根彩色的棒棒糖,竟让我一下子想到了当年美猴王的那张脸。   电影院的生意非常的火爆,售票处只看见攒动的脑袋和伸长的胳膊,姑姑去买票的时候,我蹲在卖炒瓜子的前面,看他用一个小茶杯当作量具,灵巧地兜售他的瓜子。一杯卖一角钱。那些瓜子在茶杯里,以一种流水的姿势进入了别人的口袋,我甚至都能听到它欢畅的歌声。   电影开场的时候,我口袋里鼓鼓的,顺着人流进入电影院。姑姑狠狠地拽着我,担心我会满院子的疯。其实她就是不拽,我也会乖巧得很。担心口袋里的瓜子会蹦出来,我一直用手紧紧地按住。姑姑念着票上的座号,挨个看水泥凳上的白色数字,找到位子后,姑姑从袋子里拿出两个棉坐垫,让我坐上去,我拒绝,经过了白天酷热的蒸熬,坐在凉凉的水泥凳上是何等的快意!姑姑固执的坚持,让我最后只好屈从。   坐下后我开始左顾右盼,忽然看到了本班的几位同学,我兴奋地尖叫着他们的名字,尽管才分开没几个小时,但我们为在这样的环境下相遇而感到激动,唧唧喳喳地不停地说啊笑啊,电影开演了才各自回到座位上。姑姑用手暗地里掐我,嫌羞人,太疯。我忙从口袋里掏出葵花子,塞到她的手里。   这时候的影院是寂静的,磕瓜子的声音此起彼伏,像是有几百只小老鼠在偷吃粮食。   河西电影院放电影是分时令的,就象一把纨扇,一到了秋天,它就变得不合时宜。冬季电影院的生意非常萧条,从大门的缝隙望过去,水泥凳上积满了落叶和肮脏的黑雪。   姑姑的单身宿舍在厂子的最北边,一溜平房,门前成排的白杨树。树与树之间的晾衣绳上挂满了湿淋淋的衣服。宿舍里的味道,搀杂了肥皂、雪花膏的脂粉气,机车和棉纱混合的生涩气、饭盒里小咸菜的酱香气。   姑姑的床在北边靠窗的角落里。那些年轻的姑娘们会模仿我讲话,我的乡下农场孩子口气和语调都模仿得惟妙惟肖。在她们眼里,十岁的我就是一个傻傻的乡下小男孩,没有城市孩子的刁钻和造作,还是可以喜欢并包容的。   夜晚,姑姑带我去家属区串门,那天她带我进到一户人家的时候,在门口就听到孩子的打闹和大人的斥骂声。一个大澡盆摆在地上,里面两个女孩子正在互相泼水,她们的妈妈,一个胖胖的中年妇人,大声呵斥着,让她们停止这种游戏。   多年以后我再回想,第一次见到敏子时的模样,可无论怎么费劲心思,仍是模糊。只记得她和欣欣互相打闹的场景。   敏子后来成了我的好友,相交甚笃。   此后我上学的路上多了两个伙伴,敏子和她的妹妹欣欣。学校在河对面的繁华小学,途中要经过一座大桥。就是这座大桥把一个城市分为了河东与河西。一个人走路是寂寞的,三个人的路程就轻松多了,我们比赛,看谁先跑到大桥的尽头。现在已经记不清谁输谁赢了,等我们三人跑到学校的时候,上课的铃声正在校园里尖锐的响起。   课间十分钟,我傻傻看班里的女孩子们玩跳橡皮筋的游戏,两个女孩子站在相距三四米的两端,脚踝处勾着橡皮筋,其他的女孩子就过来跳,让绳子在小腿间舞蹈。嘴里念着“二五六、二五七,三七三八二十一。”我先是被缠绕在她们脚上的橡皮筋迷惑,又被这不着调的口诀搞得抓狂,因为实在弄不明白那些莫名其妙的数字为什么会聚在一起,它们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。   现在偶尔路过这所学校,我还是会站在门口打量一番。门口的上方赫然立着“实验小学“四个金黄色铜体大字,曾经的‘繁华小学”已成为历史云烟。孩子们下了课就在教室里活动,因为学校没有了操场。当年跳皮筋的地方已矗起了高楼大厦。周边林立的高楼把学校包围得像一座孤岛。   放学的时候,我们三人再结伴回家。经过那座桥的时候依然会赛跑,跑得气喘吁吁却乐此不彼。在书包丁零咣垱的响声里,我放慢了脚步,她们是在回家,而我是回姑姑的宿舍。虽然有张可以睡觉的床,但那里不是我的家。我的家在农场,那里有宽阔的院子,高大的梧桐、火热的小炕。还有墙上那些“斗私批修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”那些标语,尽管老人家已经去世好几年了,但是标语还在……多年之后,我看电影主人公那个“印有大干快上,力争上游”的搪瓷缸子和印着着两个大鲤鱼的脸盆,禁不住泪下黯然,这些,我太熟悉了,感谢我们的导演,这座城市我再怎么熟悉,骨子里也有着格格不入的生疏。   敏子有时候会去她的姥姥家。她姥姥家住在服装厂的后面。那条街上有一座小桥,桥下的沟里经年流着灰色的污水。一种非常像菠菜的水草,叶片绿得发黑,宽宽肥肥的铺满了沟沿。   我趴在栏杆上等敏子的时间里,看到了这座城市的广场——其实只是一片稍微开阔的空地而已。广场东面是“海滨电影院”,它与河西电影院不同,它不是露天的。它是一幢灰色的楼房,楼上挂满了电影海报。那些手工绘制的海报,人物线条粗疏,表情呆板。   它北面的建筑物是这个城市的礼堂。记得刚到这个城市的时候,父亲领我和姑奶奶去看戏。姑奶奶是父亲的姑,老太太天性喜闹,央求着父亲带她去礼堂看戏,父亲把我和姑奶奶领到座位上后就走了。   我还记得那出戏的名字叫《罗衫记》,一个青衣甩着水袖在台上咿咿呀呀地唱,唱腔悲凉。老太太坐我旁边开始哭上了,小手帕湿透了,毫不客气地拽过我的围巾没命得擦眼泪。我正为这份苦差使烦着呢,戏又听不懂,走又不能走,万一走了老太太回不去还是个麻烦。眼见得她一寸寸地侵占我的围巾,我也忍不住哭了,这哭,是急的。                     2   一年之后,我转学到了一所工厂子弟学校。   父亲把我带到教室门口,班主任陈老师要领我进去,我抓紧了父亲的手,对那个未知的门口感到恐惧。我不清楚等待我的是友好还是冷漠。父亲松开我的手,说我在外面等你。   终于跟着陈老师进来了,我低眉,两手玩弄着衣角。陈老师介绍了我的名字,并说大家鼓掌欢迎新同学。在同学们的掌声里,我觉得应该有所表示,于是抬起头,给了同学们一个灿烂的微笑。一个声音很小但很清晰的传了过来,哦,他好丑啊。   我对父亲说,不喜欢这里,我要回家。   父亲说,你只能往前走,不能回头。   还是去了,在那所陌生的学校。坐在最前边的位子上。   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不能融入他们中间。某日下午,班里组织某个活动,不记得什么原因了,我没有去。我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好奇的来回走动,忽然看到了同学桌上摆着的水粉颜料和画笔。我打开了这个潘多拉的盒子,把它拿到了窗前,在午后的阳光下仔细研究它的用途。   等想要把它放回去的时候,我傻了,因为我忘了它主人所在的位置。   楼道里的喧哗声越来越近,我慌乱的把它放在了某张课桌上,迅速跑回了自己的位子。   没过几分钟,一个女同学大声尖叫,我的水粉不见了,还有我的画笔!另外一个男同学说,天啊,在我桌上,我发誓,不是我拿的!我伏在桌上做认真学习状,只觉得眼前一黑,大军压阵,没等我辩白,对方就厉声斥责我,小偷,你竟然想偷我的水粉和画笔!另外一个也很激动,小辫子一甩,你放在我桌上是什么意思?,竟然这么阴险。   我小心地辩解,我没有偷,只是拿着看了看。这句话换来的是铺天盖地的指责,一些同学也过来,十分愤慨的说我一点也不老实,好象我下一个要偷的就是他们。   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,我沉默,不再解释。直至许多年后,面对一些我无法解释也不想解释的问题时,我的选择就是闭上嘴巴。   陈老师对我一直是宽容的,对于水粉门事件,他没有说过我半句。在之后的日子里,他经常有意无意的在课堂上表扬我,比如举手积极啦,作业认真啦。我的语文成绩一直是他的骄傲,尤其是作文,他会在课堂上点评好长时间。   好象是临近国庆的日子吧,陈老师在课堂上描述即将到来的盛况,忽然间,没有任何预兆的,他扑通倒在了地上。班里先是鸦雀无声,接着大哗。教务主任碰巧从门前路过,他两步跨进来,在班里几个男生的协助下,把陈老师背在身后,一路小跑。   我当时已经逃到了走廊里,全班同学我是唯一出逃的一个。好在班里乱成一团,没人注意我。后来我想,可能在我的潜意识里,一直有着想要逃离的欲望吧。   中午我是不回家的,口袋里揣着父亲给的生活费,在学校的东大门买一种芝麻火烧作为午餐。   那个火烧真的非常香。芝麻的分量很足。有甜的五香的。这两种口味我都要,五分钱一个,一角钱买俩。然后再买上一角钱的软枣,提着它们穿过密集的宿舍区进入学校。   教室里洋溢着烤馒头的香气,几个同学围坐在炉火边,烤着从家里带来的食品。一位男同学把烤好的苹果递给我,我微笑着拒绝了她。   我一点一点的吃芝麻火烧,慢慢的享受美食给味蕾带来的快感。火烧吃完了,我开始吃软枣,与芝麻火烧的咸香酥脆不同的是,它非常的甜,非常的软糯。含在口中,它会慢慢的融化成一些粉状的物质。   这两项工作我做的一丝不苟,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习惯了它们之间的搭档关系。包括那个卖火烧的老人。我付钱的同时他把包好的纸包递给我,彼此之间默契得不需要语言来交流。   我以为,吃是我在孤单的时候,唯一能慰冀我心灵的一种方式。   所以直到现在,我的咀嚼功能依然十分强大,对于那些美食,我非但不拒绝,并且对于开发和制造美食有着高涨的热情。做菜需要百倍的用心,心无旁骛,眼中无他,方能进入至高境界。这个过程,做菜的人是快乐的。没有什么烦恼能够阻挡住这种快乐。吃,也是一种快乐,它们在进入我的胃之前,依然会在我的唇齿间做较长时间的逗留,我真的非常享受这个过程。   下午放学后,我要经过那座桥回家。过桥的时候,有时也会奔跑,但身边已没有了敏子和欣欣的脚步声。   与同学的关系竟然也一天天的融洽起来。这时候,我认识了同班的妮娜。   她是一个非常秀气的女孩子,鸭蛋脸,挺直的鼻梁,大小适中的嘴巴。她很爱笑,也很热情。放学的时候,她问我是不是住在北大院?那时我们全家已经搬上来了,北大院是那个小城对政府的说法,而市委,则是因为地理位置,称作南大园。我说,是呀,你也住在那里吗?她说,我住在你们东面,酒厂那里。我们以后就一起走吧。我很高兴的答应了。   那时的纺织街路边是高大的白杨,马路很窄,春天的时候,地上落满了毛毛虫似的杨穗。我和妮娜边走边踢地上的杨穗,我向她推荐极其美味的芝麻火烧,她笑着说,我中午带的饭都是妈妈做好的。我低头不说话了。她说,今天去我家玩吧。我眼睛一亮,可以吗?她笑了,去吧,我妈可好了。   妮娜领我从酒厂的大门进去,熟门熟路地拐进一排高大的库房里,我进去,看到了它们,它们裸着灰白的成为片状的身子,从四面八方的农田里赶过来,身上还散发着阳光的干燥味道。我站在这座巨大的瓜干山下,琢磨着它们不好好的在家里粮囤呆着,到这里来瞎晃荡什么?想做城里的地瓜?城里是那么好呆的吗?   这时,妮娜和一个中年妇人走过来,女人温和地笑着,抚摸我的头,叫着我的名字,望着这个和瓜干一样朴实亲切的女人,我从心底生出了对她的认同。这个人和妈妈是一样的,她身上有瓜干的味道。妮娜从她妈妈手里要了钥匙,领着我穿过酒厂的东门回到了家。   以后的许多个日子里,这座收藏着瓜干的库房成了我经常光顾的地方,我喜欢阳光下温暖清甜的气息,喜欢那些憨厚敦实的瓜干。看着它们,我觉得自己离家很近,离那片生养我的土地很近。   妮娜的爸爸是针织厂的厂长,胖胖的,说话很慢。他在家的时候不多,有时候偶尔回家早些,就坐在沙发上喝茶看报纸。   我和妮娜在一边写作业。他可能觉得冷落了我,就和我说话,有一次他喝着茶水,慢悠悠的问我,李涛,你爸爸姓什么啊?我左右为难,说吧,这个问题也确实太简单;不说吧,怕他真不晓得我爸爸也姓李。   妮娜的妈妈说,他姓李,他爸爸自然姓李了。我和妮娜捂着嘴偷偷的笑。她爸爸尴尬得咧了咧嘴,然后清了清嗓子,把报纸翻到了下一版。   所有的任课老师中,我最怕的是数学老师。一个瘦瘦的嘴角有两道竖纹的中年妇女。她的脾气非常暴躁,她的眉头总是紧锁的。一个问题在黑板上讲了一遍,同学们理解不了,好,那再讲一遍。第二遍还是理解不了,嗓门高了,手也抖了,到第三遍的时候,啪,黑板擦砸在黑板上,你们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!?我瞪眼扒皮的在这里站了一上午,累得口干舌躁。你们怎么就是不开窍?   我是非常忌惮她的,尽管她对我不错。   那年夏天,上午的一节数学课,坐我前面的男生因为回答错了问题,已经站那里半天了,数学老师就在我旁边,用力的摔着他的书。   我无意识的玩着眼镜,拿下来再戴上去,戴上去再拿下来。重复数次后她忍无可忍,抓过我的眼镜,扔到了窗外。   等我醒过神来的时候,已经被她推到了教室的后墙上。她不停的用手推搡我,惊恐中我听不见她在说什么,只看到她那张因为极度愤怒而扭曲的脸。   我大骇,她把我逼到了墙角,我无处可逃。恐惧中我想到了妈妈,哭了。   或许是看到了我的泪水,她停止了对我的攻击,回到讲台上继续讲课。她让我回答问题,说答对了可以回到座位上去。   我低头,拒绝回答。   那一次的伤害犹如一个滚烫的烙铁,把我烙得肌无全肤。她永远不会知道,她的这些举动对一个极度敏感和自尊的孩子造成了多大的伤害。直到现在我对中年的、数学的、女老师这几个字眼依然心存畏惧和排斥,根结就源于此。   暑假过后,我转学了。就这样结束了我的小学生活。   二十多年后,旧城一点点的在风化,在沦陷,在消失。从废墟里拔出的高楼大厦,在尚未泯灭的旧舍和鸡零狗碎里,贵气逼人。那座大桥依然还在,抚着残缺的栏杆,我仿佛听到它身体的断裂声,它隐忍着不让自己发出呻吟。它老了,已经承载不起岁月给它的重压。   我依然是不肯过河西,我喜欢现在居住的东部。曾经生活过的河西,那座旧城,是残存在唇齿间的最后一粒芝麻,散发着忧伤而又美丽的香气。   武汉看癫痫去哪里的医院更好武汉的正规癫痫医院是哪家?治疗癫痫最好办法武汉哪个治疗癫痫医院好